当前中国的蓝领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结构性短缺,将迎来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这将带动机器人取代低端蓝领岗位,拉升蓝领群体收入,并激活蓝领对职业培训的需求。
与此同时,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互联网浪潮的推动下,蓝领群体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并爆发蓝领创业潮。另外,在制造业全盛时代,蓝领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伴随服务业和区域经济发展,蓝领的迁徙开始围绕都市圈和城市群展开。在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出更高要求,但目前劳动力供需仍存在错位现象。随着网络成为蓝领招聘主导渠道,劳动力供需信息实现数据化,而依托蓝领大数据则有希望实现劳动力高效配置。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金蓝领”市场
在经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12 年以来中国 GDP 增速已经连续四年在8%以下,中国进入中速增长新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将不断深化,并将向价值链上游转移。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人口红利作为支撑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正在逐渐消失。自 2011 年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首次下降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四年下降,同时,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则逐年上升,老龄化趋势愈加明显。 此外,农民工增量明显减缓,增速已连续四年下降,2015 年农民工总量较 2014 年仅增长 1.3%,中国极有可能在 2016 年迎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 向非农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这意味着中国将从劳动力无限供应时代进入短缺时代。
蓝领人群“含金量”明显提升
“机器人+人”时代到来,带来更多技术性工作机会劳动力短缺倒逼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引进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据中国机器人行业协会数据,2013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购买国,且已连续三 年销售量居世界第一,并已超过欧洲市场总和。
工业机器人所从事的多为机械性、重复性、不适宜人环境中的工作,将会部分替 代低端蓝领工作,而机器人的上线也带来机器人操作等技术性工作机会。同时,机器人的生产和销售成为潜力巨大的市场,带来更多技术型和服务型工作。人机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技术进步,将大幅提升蓝领阶层素质。
蓝领群体薪资和学历水平提升
劳动力供给不足,加上低端蓝领岗位减少,带来蓝领群体薪资水平的提升创业网 大学生,2016 年蓝领群体薪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18%。而中华英才网数据显示, 同期白领薪资上涨 9%。 同时,90 后蓝领受教育水平有所提升,随着 90 后在蓝领人群中占比越来越高, 蓝领群体的整体学历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
蓝领职业教育成蓝海市场
虽然年轻一代蓝领教育程度有所提升,但蓝领人群的技能依然缺乏,同时,产业 升级和行业成长对员工的技能水平也提出更高要求,这让针对蓝领群体的职业教 育成为蓝海市场。
针对 6 万名蓝领求职者的调研显示,18.1%的蓝领愿意参加职 业培训,以全国 3.7 亿蓝领为基数计算,则蓝领职业培训的潜在消费者超过 6600 万。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蓝领群体关注“职业培训”。
企业用工形式更加多元,灵活用工风生水起
经济增长乏力和劳动力成本增加,让企业对缩减用工成本需求迫切。企业用工多元化势在必行,长期固定用工与派遣、外包、退休返聘、众包、兼职等灵活用工 形式的组合进一步丰富。
在 2016 年中国蓝领用工市场上,众包与兼职大行其道。在共享经济浪潮下发展 起来的达达、饿了么等平台使得众包成为流行用工形式。
同时,兼职因节约成本、更富弹性而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要用工形式。从美国 和日本的经验来看,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都会促使企业更多使用兼职劳动力。日 本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经济低迷和人口老龄化,逐步使其终生雇佣制走向 崩溃,目前日本非正式员工占比超过 1/3。
新一轮产业结构变革,推动蓝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
产业结构变革引领蓝领劳动力迁移,蓝领劳动力的迁移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 段是从农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农民工进城打工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延续三十年迁徙潮,其中 2002 年之 后,农业人口更是呈“断崖式”下降。2002-2012 年十年间农业劳动力下降 30%, 第二产业劳动力上升 48%。
第二阶段是从第二产业向服务业转移。自 2011 年起,第三产业已经超越农业, 成为承载劳动力最多的产业。 2012 年以来,受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高端制造业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 中低端制造业则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转移。加上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中国制造 业提供的职位数量开始企稳甚至减少。而受益于城镇化建设、“互联网+”和创业 潮的推动,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则保持上升势头。
互联网+推动传统服务业焕发生机,并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互联网所催生的就业 机会一方面来自公司内部,另一方面,互联网行业平台效应明显,在其生态圈内 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带来多元化就业方式。
如各种到家平台让保姆月嫂通过平台更容易接单,并获得更高收入;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等平台则通过直营、加盟、众包等多种渠道,提供全职兼职等多元就业 形式,并让外卖员成为热门高薪职业。
2016 年前三季度,家政保洁、司机、快递、送餐员等被互联网加持的职位求职 者迅速增长,其中送餐员增长最快,同比增幅达 233%。这些热门职位也成为高 薪职业,送餐员平均薪水超过 5000 元,司机月收入也近 5000 元。
“双创”热潮在蓝领群体中也呈风起云涌之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创业对 于很多人,尤其是蓝领来说遥不可及,信息、资金等障碍成为创业的拦路虎。但 随着创业信息的透明、推广成本的降低以及网络招聘的普及,蓝领创业门槛大大 降低。
数据显示,蓝领群体在找工作时,7%会同时关注创业信息。蓝领的创业具有“小本” 的特点,超过 85%蓝领的创业资金在 10 万元以内,选择领域多为餐饮、美容保 健、生活服务等服务业类别。
蓝领迁徙,围绕“都市圈”和“城市群”展开
蓝领人群的地域流动,与产业发展变迁息息相关。制造业工厂之间存在紧密的产业协同,区域聚集特征明显,在制造业大批量吸纳劳动力的时期,蓝领人群在区 域上呈现高度聚集的特征。同时蓝领群体也随着制造业的转移而迁徙。
制造业在 20 世纪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 业一直都在追逐更低廉的劳动力,21 世纪以来,制造业工厂开始北上西进,在 人工成本更低的区域建厂。而为了获得充足劳动力,所选城市多为劳动力大省省 会或城市群中心城市。
作为中国吸纳就业最多的工厂,富士康的迁徙路线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富士康 1988 年进入深圳,1993 年进驻昆山,自 2003 年起先后在太原、烟台、重庆、成 都、郑州、贵阳等城市建厂,这些城市也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镇。
与制造业状似“孤岛”不同,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属地特征,服务业工作机会相对分散创业网 大学生,提供岗位的多寡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服务业岗位首先分布于三大都市圈。在提供服务业岗位最多的 15 座城市中,前 6 名均被三大都市圈囊括,共有 8 个城市隶属三大都市圈:长三角——上海、杭 州、苏州、南京;珠三角——广州、深圳;京津冀——北京、天津。 其余七个城市为重点城市群核心城市:成都、重庆为成渝城市群双核心城市; 武汉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郑州则为中原城市群核心;沈阳为辽中南城市群核心;哈尔滨为哈长城市群核心;青岛则为山东半岛城市群核心。
都市圈与城市群的发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提升,核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同时对周边区域劳动力形成”虹吸”。 如北京的基层劳动力除了来自北京之外,主要来自河北、河南等周边省份;上海 则更多吸引来自安徽、江苏等省份蓝领;成都、郑州等核心城市则更多吸纳来省 内其他城市的劳动力。 与“制造业时代”劳动力绝对集中,蓝领人群多需要跨越省份、甚至大半个中国 才能得到一份工作相比,目前的蓝领更容易在家乡周边城市或省份找到合适的工作。
移动互联时代,利用大数据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出更高要求,但目前用工企业的招聘工作并不轻松,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仍存在错位现象。总体来说, 劳动力供需的不匹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业不匹配:求职者目标行业与招聘行业错位
蓝领劳动力总体处于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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