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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古诗及翻译(随园诗话诗文赏析及解释)

中国文学,历来以诗(主要是律诗)和文(散文)为两大主要体裁,虽然明清以后小说、戏曲等体裁不断发展,但正统文学,仍以诗、文为主。

这是因为,诗歌和散文在古代,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载道。所谓道,就是关乎天理,关乎上层建筑和形态的道。因此,诸如民间文学,文人的消闲文字,甚至包括明清以后蔚为大观的传奇、小说等,在很多人眼里都不能算正统文学。

然而这样的认定显然是有问题的。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史,诗歌先不论,仅以散文为例,先秦散文,如诸子百家著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魏晋南北朝的骈文,虽然都载道,但也不乏鲜活的人性和人情气息。后世的情感文学、性灵文学,其灵感的来源,与这些先秦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不仅如此,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更是开宗明义中表示: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如此看来,似乎不能以”文以载道”作为文学的唯一要素和评价标准。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文学史上争论良久,唐宋推崇的古文,是以载道、明道为核心,可谓将载道文学推向了巅峰。宋代的朱熹,更是发展出了一套理学传统体系,成为后世科考的准绳。然而经历了元代的大的历史变迁之后,文学思想在明代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明代散文的主流,呈现出以独抒性灵的小品文为代表的新趋势。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徐渭、李贽、袁宏道、冯梦龙、张岱等一大批性灵派文学的大师。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确实,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为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推动。这一时期,无论是王阳明的心学,还是文学上出现的”独抒性灵”,还有艺术上出现诸如《牡丹亭》如此人性绚烂的爱情巨著,都与明代的社会文化状况息息相关。

然而,长期以来,最为人们忽视的是,”独抒性灵”进入清代以后,渐渐发生了分野。一方面,如张岱这样的遗老,以文字寄托残生,其《陶庵梦忆》不过是对美好往事的梦忆;另一方面,清朝同治渐趋稳固之后,在大量文人躲进考据、小学等学问以求自保,形成诸如乾嘉学派等学术派别之时,还有一部分文学,依然高举性灵旗帜。

如果说张岱等遗老有几分避世,那么乾嘉以后的性灵文学家,则有几分傲岸,虽然他们的手中只有纸和笔,但至少他们可以记录自己的性灵、情思和生命体验。这其中先秦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袁枚。袁枚一部《随园诗话》,虽在论诗,更在论性灵,论生命情感。这一点与晚明小品文是一脉相承的。

一:袁枚与《随园诗话》

袁枚,字子才,钱塘人,乾嘉时期最有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之一,与纪昀齐称”南袁北纪”。袁枚一生的代表性著作,就是《随园诗话》。此书自问世以来,风靡多年。

袁枚曾论诗,主张性灵说,这与当时的复古主义和形式划清了界限。袁枚几乎以一己之力,一改清诗风貌。所谓性灵说,是追求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得天然、风趣、韵致、风神。诗歌创作要自由、畅快淋漓地抒发真情实感。如此独树一帜,标举性灵,大胆地肯定自我、尊重人的情感,堪称清代诗论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袁枚的《随园诗话》正是一部自由的、率性而发的著作。《随园诗话》时代特色鲜明,将袁枚的性灵说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品读诗词的过程中,袁枚或追忆往事,以鲜活的情感动人肺腑;或夹杂时事议论先秦诗歌,,大量采录他生命过程中见闻的好诗,以印证他”性灵说”理论。袁枚的文学批评样式,融入了自己的别出心裁之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堪称第一人。而归根结底,就是”性灵”二字,而性灵的深处,是心、是情,是明代以来的性灵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二:《随园诗话》与袁枚的生命情感

袁枚的《随园诗话》浸润着他自己浓烈的生命体验,其中最让人动容的,譬如袁枚与他的亲人之间的诗歌赠答。袁枚特别照顾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姐姐、妹妹,以及晚辈。

卷八第十一条,袁枚不无得意的表扬自己的外甥诗写得好,多佳句,甚至说他的诗”有放翁风味”。对自己的外甥如此不吝惜溢美之词,除了这位晚辈诗歌写得好,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袁枚对自己的妹妹深厚的亲情。

袁枚最能作诗的三个妹妹,分别是三妹袁素文、四妹袁绮文和堂妹袁秋卿。袁枚曾编辑她们的诗稿刊行于世,题为《三妹合稿》。除了亲情的眷顾,袁枚的生活还有许多令人会心一笑的别样情调和情趣。卷八第二十一记录了这么一首诗:

昨与邻舟姊妹逢,香风暖处话从容。

低头怕有渔郎至,不看莲花只看侬。

一句”不看莲花只看侬”,如此纯情,怎不令人心动。更妙者又如《渔家》:

轻縠纹生玉溆斜,晚风吹雨湿桃花。

红裙双腕急摇橹,前面垂杨是妾家。

读来质朴亲切,可爱之至。当然,袁枚也不只是关注儿女情长,他也录有”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这样的雄浑诗篇。袁枚还摘录宋人诗句,感慨人生苦短、岁月蹉跎:”劝君莫恼鬓毛斑,鬓毛斑时也自难”。但是仍然要保持乐观心态,要做有情人。袁枚,确实乃有情人,而读袁枚《随园诗话》者,亦多是至情至性之人。

三、《随园诗话》风靡的原因

《随园诗话》所录所品之诗,都是至情至性之作,而这些性灵之诗,饱蘸着袁枚的生命情感,与原来一生的情感体验形成巨大的共鸣。人生情感,譬如情爱、亲情、友情,在袁枚《随园诗话》中,随处可以找到令人落泪的诗句。

卷三第六十二条,有《扫花诗》云”触我朱栏三日恨,费他青帝一春功”。这首诗出自一位妇人,名叫鲁月霞,因为丈夫早逝,所以有此恨。青帝乃是古代神话五大天神之一,为司春之神。然而这青帝的好意和功劳,这位新寡的妇人是无福消受了。如此细腻的闺怨诗,确实令人不觉泪零。后来有一位才女陈淑兰读到这首诗,深受触动,发出了”恨我迟生二十年”的感慨。这就是有情女子之间的惺惺相惜。

同样的大家闺秀,同样的命途多舛。卷四第三十八条记录松江张氏姊妹,都很能写诗。其中姐姐叫宛玉,因为和丈夫感情不合,独自逃离夫家。如此敢爱敢恨的女子,在古代也是少有。碰巧被袁枚的官兵追了回来,没曾想这位大胆的女子,竟然在公堂上献诗。其诗云:”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讲幽怨诉琵琶?”

这首诗写的是情真意切,才女屈嫁俗商的内心痛楚,顿时跃然纸上。才女不失身份地借白居易挥泪作《琵琶行》的典故,恳请袁枚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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